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国外归来，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谁也没有料到，1912年4月1日，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对此现象人们十分疑惑，孙中山为什么会把民国的政权交到袁世凯手中呢？
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昭然于世时，人们就开始反思：孙中山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历史学家曾对此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不可否认，这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家截留中国海关税收，使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无法长久支持战争所需，更无法支撑政权建设，被迫与袁世凯妥协。辛亥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
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力量，他们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幼稚，组织松散庞杂，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而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其次，袁世凯当时的声望和才识是他获取政权的一个重要砝码。袁世凯和以往的封建官僚不一样，他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的时候，就塑造了“锐意革新”、“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于是赢得了资产阶级的信任。
当清帝被逼退位后，他的个人声望更是达到顶峰。再加上袁世凯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队，掌握着军政大权，使得当时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大力支持。清政府的统治，在武昌起义的炮火声中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政，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逼迫南方向袁世凯妥协。
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第四，中国传统思想中“诚信”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中注重“承诺”，有“一诺千金”之说。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在全国人民面前，宣誓维护共和，便会尽力维护共和制度，否则将受到舆论和道义上的谴责，对袁世凯的个人诚信产生了幻想。于是革命党人将大总统让与袁世凯，却没料到袁世凯会复辟帝制。
最后，有人认为还有孙中山个人原因。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治抱负，没有政治野心，权力意识比较淡薄。在他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无论孙中山当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后来的结果却让他后悔不已。
因此，孙中山与袁世凯实行的妥协并非偶然，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历史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大憾事，但人们也认识到：胜利不会一蹴而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也必将充满坎坷和泥泞。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需要人们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成功。所以尽管历史有缺陷为人们带来了遗憾。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并给后人已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