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大兴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一面开科取士，笼络汉族读书人，软化他们的抗清意识；一面用“文字狱”来打击、压制具有强烈抗清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击利益不同的政治异己分子。文字狱的受害者，多数是生员、秀才、举人、教师和官员。
    文字狱是封建时代的思想罪。由于作者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由于整个主题，触犯了统治者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甚至读者定罪，或者统治者捕风捉影，根据文章中似是而非的字句，强行解释为触犯他们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罗织罪名。这样制造出来的案件，叫文字狱。
    文字狱在古代就有，但是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中出现的最多，最严重，最残酷，大小案件数百起，因冤狱被杀头、抄家、充军、做苦役、做奴隶的人，不计其数。
    据说，有个书生写了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认为是讽刺满洲贵族的文明程度不高，就丢了脑袋。但开始大规模地制造文字狱，是在康熙帝时期，有两起大案。
    一个是庄廷鑨（lóｎｇ）的“明史案”。庄廷鑨是浙江归安县的财主，他花钱买得一部明代学者写的，没有出版过的书稿《列朝诸臣传》，写的是明朝历史。他找了几个人，帮他稍加修改，补充崇祯朝的事迹，改名为《明史》，刻版印行。书中有些话，是明朝人口气，如称明朝官员降清为“叛变”，直接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庄廷鑨死后，有人告发此事，被康熙帝钦定为最大的逆案，庄廷鑨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砍头，他的儿子被杀，家被抄，刻书、印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人，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有的官员因为处理不力，也被革职、处死，共杀害了七十多条人命。
    后来，安徽桐城有个读书人，叫戴名世，编了部《南山集》。集中有些文章，详细记叙南明永历皇帝抗清斗争的历史。这又触犯了清朝的忌讳。戴名世中了进士，做翰林院编修，被人揭发，定为“大逆不道”，遭凌迟处死（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割受刑者身体的肉，让他在极端痛苦中死亡），他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侄子，凡年满十六岁的，全部斩首，妇女送给满洲功臣做奴隶，受株连三百多人。这是第二桩大案。
    康熙帝去世后，继位的雍正帝残暴不压于康熙帝。他疑心很重，处理文字狱的手段更辣。江西考官查嗣庭，出的考试题是“维民所止”，是《诗经》中的一句诗，上句是“邦畿（ｊｉ）千里”，意思是，千里的国土，有人民在居住。但有人告发出题者别有用心，说：“维”是雍字去头，“止”是正字去头，这句话，暗示要杀雍正的头。雍正大怒，说：你要我的头，我先砍你的头！查嗣庭被关在监狱里病死，
    他儿子被杀，兄弟被充军。
    雍正朝最闻名的文字狱是吕留良和曾静案。吕留良是浙江学者，他有两句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表现了不屈服于清朝、怀念明朝的感情。他参加过抗清，失败后回家乡教书讲学。清朝逼他做官，他坚决拒绝，出家做了和尚。他的著作充满反清思想，但没有流传开来，所以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
    吕留良死后，湖南人曾静看到他的文章，非常喜欢，派人专程到浙江打听他的其他书稿，并且与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了联系。几个人进而商量推翻清朝的大事。他们认为最好找一位掌握兵权的汉人将领，领头造反，就可以成大事。当时，坐镇陕西、甘肃的清朝大将军岳钟琪，据说是宋朝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代，他们就将希望寄托在岳钟琪的身上。曾静派学生张熙上门去找岳钟琪，劝他学习他的祖先，将金人的后代清人赶出去。
岳钟琪是个死心塌地的清朝臣子，他假装赞成造反的计划，引诱张熙说出全部人员和计划，然后就向雍正告密。曾静等当事人都被逮捕起来，由曾静供出，是吕留良的著作引起的密谋。雍正大怒，认为前面许多“谋反”大案，都是由于吕留良思想“流毒”引起的。下令将吕留良从坟墓中挖出来碎尸，还劈了棺材，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学生被满门抄斩。只有曾静没有被杀。雍正将曾静写的供词，批满了“圣喻”（皇帝的指示），刻印成书，叫《大义觉迷录》，发到全国，让大家认真阅读。他要用这作为“反面教材”，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反对大清朝是有罪的。他的手段，又超过康熙帝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