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儒学大家中，除了孔子和孟子以外，荀子的地位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荀学、孟学号为显学。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也将孟子与荀子合传，这表明二者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继承孔子的同时，荀子又批判和改造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尤其对孟子一派，荀子持明显的反对和批判态度，他把孟子称为“俗儒”，自己则以“大儒”自命，在儒家学派之中别立一宗。在坚持儒家立场的前提下，又批判地吸收了道、墨等家的思想要素，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荀子名况，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荀卿、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荀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剧烈动荡，战国七雄争城夺地，战争连年不断。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当时齐国的威王、宣王广招天下的贤士，使他们聚居于齐国的稷下学宫，给他们提供了优厚的俸禄，尊他们为“上大夫”，让他们着书立说，但不问政事。到齐闵王时期，稷下学士更盛，最多时达到上万人。这时，荀子也来到了稷下游学。
齐国此时比较强盛，荀子企图说服齐国的当权者，在齐国实行王道政治，争取天下统一。他希望齐国君臣能够选贤任能，重用儒生，如果是这样，就会不论君臣上下，无论哪个阶层，都会行义施仁，天下的人们，其行为都合乎“义”的要求，“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荀子还具体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巨楚县吾前，大燕[图片]吾后，劲魏钩吾右”，大敌当前，必须奋发实行王道，否则，国家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但是，他的忠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齐国期间，荀子曾经一度到楚国，但在楚国住的时间并不太久。回到齐国后，仍然在稷下学宫，而且成为地位很高的人，史称他“最为老师”。荀子多次在稷下学宫主讲，三次被推为祭酒，成为“列大夫”的领袖。后来，有人向齐襄王说了荀子的坏话，荀子只好再次离开齐国投奔楚国。在楚国期间，荀子与着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结交，被任命为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
以后，荀子又到了秦国，他对秦国的清明政治和淳朴民风大加赞赏，对秦国统一天下抱有很大希望。他会见了秦昭王和宰相范睢，陈述了自己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他向秦王建议重用儒生，实行仁治，逐渐使秦昭王认识到“儒者法先王，隆礼仪，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的道理。荀子还对秦昭王说：“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形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荀子隆礼、尊君、爱民、实行王道的立场，博得了秦昭王的赞赏。
荀子在秦国游说后还到过赵国，与赵国的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过兵法。荀子认为战争决定于民心的向背，所以，在用兵方面最为重要的在于善于争取人民的支持，仁义之师，所向无敌，即所谓“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
不久，楚国的春申君等人又想起了荀子，认为荀子为“天下贤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会得到安定。于是，荀子又被劝说回到了楚国。荀子回来后，仍为兰陵令。后来，春申君被李园刺死，荀子也因此失官。荀子就住在兰陵家中，专心研究学问，着书数万言，死后就埋葬在兰陵。
荀子有一些有名的弟子，李斯便是其中的一位。李斯跟随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觉得楚王不值得事奉，而其他国家都弱小，没有能够建立功勋的地方，便打算到秦国去游说秦王。但荀子不满意李斯只注重以法术与权谋来治理国家，认为应当重视仁义，所以师徒二人曾有争议。荀子对李斯只注重实力与权谋的法家主张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本末倒置。
荀子重视民众的力量，他的重民主张乃是基于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荀子把君民关系看成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所以为人君者，要想使得天下安宁，最要紧的就是要“平政爱民”。人们结合起来，其力量是无穷的。荀子有一个着名的说法：“（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虽然“隆礼”，但他同时也重视刑罚，这是荀子与孔孟等正统儒家有所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形成了后来儒家八派中孙氏之儒的思想特征。荀子希望“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的社会秩序，为维护这种秩序，在注重礼义教化的同时，还要注重法治。
在当时多数人敬天事神的情况下，荀子反对天命鬼神，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只是自然存在的物质，不能控制万物，也不能主宰人类。相反，人的力量却可以征服天。这种思想是积极向上的。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与孟子正好相反，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各种欲望，“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这也是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的原因。所以，人应该学习礼义，圣人、君主“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这正是荀子思想体系的特点。（文/杨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