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妃故事见之于文学作品的，比比皆是。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甚广，最为着名的无疑要算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了。他们几乎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如诗歌、小说、戏曲等，其中都有脍炙人口的佳作。
白居易的《长恨歌》，更属“千古绝唱”，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人传颂的长篇叙事诗之一。但是，对于它的主题思想，历来歧见颇多。尤其是解放后，诸家蜂起，各抒己见，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我国学术界曾为此开展过两次大讨论。第一次讨论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从当时的各家意见来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爱情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遭遇，以及歌颂他们爱情的纯真的思想，在《长恨歌》中是“主导的，基本的”。白居易通过李、杨爱情的描写，歌颂了那种同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暇的爱情，这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无疑具有进步性的。它和梁祝等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诗中虽也写到李、杨的荒淫误国，但作者对此的讽刺和不满，表现得并不显着。二是“讽谕说”。不少人认为。《长恨歌》是一首讽喻诗，它“主要是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昏迷不悟”，展现了中唐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其主要理由，一是此诗写于元和元年冬，从白居易在这时期所写的对策和创作的《新乐府》，以及提出的文学主张来看，主旨都在联系社会现实，探讨历史教训，谴责李、杨的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与“爱情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二是陈鸿的《长恨歌传》曾说白居易“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创作动机应是可信的。三是全诗讽谕之意明显，尤其是上半段，着重在揭露和批判，吟咏、赞扬李、杨的爱情并不是主要的。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恨歌》写的是一个特殊性质的爱情悲剧，李、杨两人既是悲剧的承担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这就使现实主义的诗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怜”，不能不在这两个形象身上集中了谴责和同情，恨和爱这样两种矛盾的思想情绪，不能不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因为，一、全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荒淫生活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与很大的同情。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二、就陈鸿的话而言，就有着同情和讽喻这两个方面。所谓“感其事”，就是被李、杨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与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玄宗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给以讽刺。三、是诗的前段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讽喻为主，后段则多用浪漫主义手法，借李、杨故事寄托着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长恨歌》是同情和讽喻的结合体，不能将它看成是纯粹的讽刺诗和爱情诗。
第二次讨论从近年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不少研究者围绕上述诸说，深入发掘，不断提出一些新见解，力图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感伤说”。有人说，《长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它与中唐的文学创作潮流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体现着这个创作潮流中大部分诗作的共同特点，抒写着感慨国运盛极而衰的共同主题，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时代兴衰转变时期的感伤、凄凉之感。所谓“长恨”，不仅仅是作者对李、杨悲剧的“长恨”，更主要的是对统治阶级不能保持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兴盛，反而在盛世中纵情享乐而招致国破国衰局面的“长恨”，是对一个全盛时代衰亡的“长恨”。也有人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咏叹，表达他个人的痛苦。”为此，他借历史题材，抒写与情人永别离时的长相思之痛，为自己的不幸爱情遭遇，写了一曲凄婉的哀歌。这是因为：诗人创作此诗时，正是他遭受爱情痛苦的深渊时期；其次，白居易自己编集时，把《长恨歌》列入“感伤”诗类中；另外，诗中塑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