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执政时期，颁布修订实施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为中国近代法制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民主和言论自由方面，袁世凯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时，有个叫戴季陶的，创立了一个叫《民权报》的报纸，从1912年4月16日起，以“天仇”为笔名，接连发表数十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如《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到5月20日，更是写出了题曰《杀》的短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公然叫骂大总统一个多月，总不能不管吧，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此事。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接着依照法律，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以“罚洋三十元”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