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名旦，是我国西周王朝的奠基者和制度的制定者，他经历了小邦周灭掉大邦殷商的历史沧桑之变。殷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自称为小邦的周如何才能巩固统治？对此，周公旦在一系列的诰命中作了很有见地的回答。如《尚书·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诸篇，不仅是周的诰命和政策，同时也是周公对以前历史所作的总结。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周公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开山鼻祖。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文化巨擘。孔子开宗立派，首创儒家学说，然而，追根溯源，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正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开山鼻祖——周公。“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从孔子的这种凄惶之情，我们足可想见他对周公满怀的敬佩，周公是他心目中的圣人，周公的政治思想自然对孔子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淮南子·要略》篇中所言：“孔子修成康之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汉代大儒扬雄亦曰：“孔子习周公者也。”（《法言·学行》）
周公在政治思想上对孔子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
第一，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对孔子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在殷代已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随着商周之际宗教思想文化的剧烈变革，“德”作为一个融信仰、道德和政治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更成为政治思想的中轴。“明德”即是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的思想支柱，他用“德”来说明“天”的意向，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有了天佑民和，便可为王，历年而不败。也就是说，“德”是其得天命与治天下的“合法性”的根本保证。同时，鉴于殷代滥用刑罚而招致民怨民叛的历史教训，周公对罚的原则也作了新的阐发，提出“慎罚”思想。慎罚既是德的内容之一，又与德并列，常称“明德慎罚”。德为根本，罚是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统治政权计，刑罚虽令人生畏，但必须给他以圣装；刑罚绝不可少，却又须慎而勿滥。于是周公强调以善用法，以德施刑。
“保民”是周公提出的又一新的政治概念。他在诰命中反复讲“用保硋民”“用康保民”“惟民其康硋”，及“裕民”“民宁”等等。这种“保民”思想的提出，主要来自将民情视为天命的体现的认识，所谓“天畏蓒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而“保民”的基本政策就是“明德慎罚”，用德教刑罚导民向善，即一方面用德消除民怨，一方面又要以“义刑义杀”而使民惧。就治民的态度而言，周公格外强调治民要谨慎从事，并认为应把民之苦痛视为己之苦痛而加以格外重视。他一再告诫子弟臣僚，要约束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不要贪图安乐，切忌恣意妄为，要能体察民情。周公还提出要把民众视作自己的镜子，他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这一远见卓识，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周公的上述“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无疑为孔子的“德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孔子剔除了周公政治思想中的宗教信仰成分而使之完全人文世俗化，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可见，“德”是政治的根本保障。
依据孔子道德政治的准则，只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者才能称得上是圣治。其次，是期望统治者将“仁者爱人”的精神原则贯彻到政治当中去，这主要是要求统治者首先要正己而后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由此可知，孔子所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规范性的政治原则。
从具体的政策上来讲，孔子主张足食、惠民、利民、富民而反对苛政暴敛，要求统治者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当然，孔子也主张德刑并用，然而应先德后刑、先教后杀，“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这些都是与周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一脉贯通的。
第二，周公制礼对孔子的影响。
周礼主要是有关社会等级秩序与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制度性规定。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也正是西周以来的思想传统。据史载，周礼便是由周公制定的，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另据《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可见，周礼的制定是周公经邦治国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由此，周人树立了一种“尊礼”的政治文化传统，直到春秋人们犹“尊礼重信”，而且视礼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国家政治之本。
孔子生长于原属周公封国的鲁国，而且是春秋时“犹秉周礼”（《左传》闵公元年）、“周礼尽在”（《左传》昭公二年）的鲁国，所以受过“好迩而训于礼”的“鲁邑之教”（《管子·大匡》）的孔子既对周公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更对周礼有着笃深的执着。他为“礼坏乐崩”而痛惜，他为复兴周礼而奔走呼号。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周礼经过对夏商两代之礼的损益，已十分完备，因此他不仅兴办私学把礼作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认为礼是一个人立身的基点；而且反复地讲“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认为礼又是治国之本。以礼治国既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政治伦理规范与要求，也强调用礼治民。孔子指出，治国治民光靠政、刑不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即行政命令和刑罚，可以使民暂时免于犯罪，但不能使民心服；而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民“有耻且格”，即以德礼治民，民才会有羞耻之心并自觉遵守规矩。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不妨说：周公在商周之际宗教思想文化的急剧变革中开创了一种“尊礼”“敬德”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也正值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变革之际，面对周天子式微，“礼坏乐崩”的时势，他崇尚周代的礼乐文明制度，大声疾呼且力劝当时的统治者们推行“德政”“礼治”，正是志在对周公之遗风余绪的发扬。尽管他的理想难以实行于当时，却在后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广博的影响；后人一般所称的“周、孔之教”或“周、孔之道”，周即指周公，孔是孔子，人们将他们二人连在一起称颂，正是在于显扬他们二人在思想学说上的前后一贯的继承与发扬光大的深切关系。（文/林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