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了一件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多人，其中56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王亶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甘肃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份，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以抚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读书肆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趋之若鹜。
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以便于中饱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百多万两解往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王亶望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这样一来，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待？
王亶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合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亶望如此胆大妄为，也无不群起效尤。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亶望银18000余两，“馈送”蒋全迪6000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000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唐离奇，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8000两银。麦当时手中无钱，应允冒办夏灾得银后，如数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大办“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且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两，除办公费4两外，再加2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两计，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虽然有一小部分是用来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想起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50万两(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倍)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亶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亶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亶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亶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的律文，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员斩刑，待秋审处决。
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万两以上、2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人分批解往北京。后这74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
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56人，免死发遣者46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人，这在清朝建立140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