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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武功是谁传授的?

发布时间:2021年2月5日责任编辑:李小强来源:半月谈 标签:毛泽东
  湖南武林有“王拳”一说,“王拳”即王润生所习之拳。王润生自幼习武,后从学于着名武师何延广,学得“八拳”绝技,用此拳法多次击倒过日本柔道家、俄国大力士等。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向中国留学生柳午亭、李肖聃(李淑一之父)、向恺然等授拳。加入同盟会后,与大侠杜心武一起担任孙中山先生的保镖。
  毛泽东的武功是谁传授的?
  柳午亭向王润生学得“八拳”绝技,在日本曾击败过柔道家吉田道次。
  
  后来,杨昌济介绍自己的高足毛泽东给柳午亭。对此时进行体育理论研究的青年毛泽东很有帮助。毛泽东向讨教体育问题,在《体育之研究》记录了自创的“六段运动”,融汇了八段锦、体操、拳击、气功等各种运动之长,包括手、足、躯干、头部和打击、跳跃等动作,能使全身获得均衡的发展。图为建国后毛泽东练拳。
  毛泽东的武功是谁传授的?
  那么柳午亭何人?是毛泽东“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个“柳”——柳直荀的父亲,可称之“老柳”。毛泽东这阕《蝶恋花·答李淑一》,不仅让我们见识了他对爱妻杨开慧的情意,对战友柳直荀的怀念,更为我们讲述柳午亭的故事提供了契机。
  
  柳直荀,李淑一的丈夫。遗憾的是,这个“为巩固和发展(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党的高级干部,1932年9月在湖北监利“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杀,时年34岁。
  
  而老“柳”——柳午亭,可算是毛泽东的“体育老师”。按毛泽东的评价,他“是个怪人”。
  
  “怪”在何处?
  
  1、慧眼识人:
  
  “毛泽东不比常人”
  
  毛泽东初识柳午亭是1916年的暑假期间。
  
  那一次,毛泽东步行一百多里来到长沙县板仓杨家。这个暑假,公子开智订婚,作为父亲的杨昌济当然得回家主持。
  
  毛泽东回韶山探望患病的母亲后,就“游学”来到板仓。这既可以饱览恩师的藏书,又可以当面请教。
  
  一个晚上,毛泽东和杨家人等在院子里乘凉闲谈,大家无意中谈起了也回到家乡的柳直荀。这时,杨昌济对毛泽东说:“柳午亭先生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一直住在高桥方塘冲。”
  
  “这里去有多远?”毛泽东问。
  
  “40多里路。”杨开慧抢着说。
  
  体育是毛泽东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便决定前去拜访。第二天,他和杨开慧兄妹来到了柳家“黄棠山庄”。
  
  柳家与杨家本来就“相交三世久,春色两家分”,毛泽东和杨氏兄妹到了柳家后,柳直荀恰在家中,父子二人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
  
  毛泽东除了请教体育、武术等方面的问题外,还与柳午亭探讨了国家大事及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学问。
  
  第二天,毛泽东走后,柳午亭对毛泽东赞不绝口,再三对柳直荀说:“毛泽东不比常人,与之交往,以其为榜样,当得大益。”
  
  柳直荀又把他平时所知毛泽东洗冷水浴、露宿等“怪事”告诉父亲,还说:“如今我也像他那样,天天早晨洗冷水浴,晚上露宿阳台,打拳做操……”柳午亭听了,更是赞叹不已。
  
  据说,就在“黄棠山庄”楼上,柳午亭还教了毛泽东几招“王拳”(也称“八拳”)。至于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写成《体育之研究》一文,第二年初经杨昌济推荐发表在《新青年》上,是否与“访柳”有直接关系,还有待新的发现。
  
  2、武林高手,武士、豹子一起打
  
  柳午亭不仅仅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还是一位武林高手。
  
  上个世纪30年代,湖南武林有“王拳、范棍、向文章”一说。其中“王拳”就是王润生所习的“八拳”。
  
  王润生是长沙县白沙乡东茅坡人。曾拜杨昌济为师学文,后从学于着名武师何延广,学得“八拳”绝技。他曾用此拳法先后击倒过日本柔道家、俄国大力士等。后来,王润生东渡日本留学,继续读书习武。在那里,中国留学生向王学拳的有柳午亭、李肖聃(李淑一之父)、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等数十人。
  
  柳午亭向王润生学得“八拳”绝技,在日本曾击败过柔道家吉田道次。
  
  柳午亭在“自传”中如此叙述那场“交战”:吉田道次,在华多年,颇通汉学,听说留学生柳午亭颇懂拳术,便前来挑衅。
  
  他出言不逊:“汝为东亚病夫。”
  
  柳午亭回敬:“吾乃中华勇士!”
  
  吉田摆开架势:“汝敢小试身手?”
  
  午亭也正色道:“吾将大显威风!”。
  
  吉田出拳照午亭的头就打。午亭闪避拳锋,飞脚踢去,吉田躲开;午亭使“推窗揽月”将其打翻在地,未等他站稳,又快速出招“玉巾缠腰”,吉田被摔倒,滚出丈余。几回合下来吉田只得服输。
  
  柳午亭“空手毙豹”的故事:说是上世纪30年代,50出头的柳午亭从长沙城里回乡下。一只豹子从林中窜出,扑了上来。说时迟、那时快,赤手空拳的柳午亭,用“八拳”应对,几招便制服豹子,将其毙命。不日,长沙的报纸以《昔日武松打虎,今日午公打豹》为题登载了这一新闻。
  
  3、牵线孙黄,却不加入同盟会
  
  柳午亭的“自传”,其中一段是这样写道:“1905年春,孙中山先生至东京,寄居杨皙子(杨度)寓所。时杨任清国留学生会会长。孙要求杨召集留学生大会,鼓吹排满革命。杨坚持不可。时黄克强先生谋回长沙起义,徼行至岳州事泄,预备在内响应之帮会领袖马福益、伏骥等人均惨遭捕杀。黄乃潜归东京,颇不乐。孙又要求开会不已,杨颇苦之,一日谋诸于我。我主张介绍孙黄相见。言于黄,黄诺之。我介绍孙访黄。孙黄两人一见如旧,相识。遂由黄召集大会于神田之锦辉馆,由孙先生发表排满革命之主张。其时黄所领导之革命团体华兴会,孙所领导者名兴中会。此次,决定将两个团体合二为一,更名为同盟会,此国民党之前身也,同盟会之名称之由来也……(孙离开日本后)党务由黄主持。黄喜滥收党员,所收者颇多放纵懒惰之流,我极不谓然,与之议。黄总是说:‘我要他们摇旗呐喊,不要他们做事。’我知其必将愈弄愈糟,故并未正式加入该党。不过,以私人关系,时常参予其事而已。黄逝后,与该党关系自然断绝。”
  
  孙黄见面,同盟会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孙黄相见的牵线人是谁,一般人认为是杨度,可柳午亭在这里明确地说是自己。如果过细考究,柳午亭之说有其合理性。杨度当时的身份尴尬,对孙要求开会“颇苦之”也符合情理,如此情况下还会介绍孙黄见面么?
  
  如此,柳午亭最起码是“孙黄见面”重要事件的参与人、这段重要史实的见证人。
  
  4、司法人才,却以教体育为业
  
  柳午亭21岁开始教书,在省城做了5年家塾先生。其间,发生了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历史大事,刺激着这个热血青年,决定投笔从戎救国。
  
  适逢南京陆师学堂招生,时已26岁的柳千亭辞教入学。修学刚满一年,他就对学堂诸事深感失望,恰逢母丧,便滞留长沙,不再归校。此时,恰逢湖南选派20余人赴日本学习警察,柳午亭也在其列。修业一年半后,同去的大多数归国捧了警务饭碗,而柳午亭觉得日本的教育比中国先进,这么短时间学得并不多,立志“研究高等专门学术”,“先习普通科学”。他进入弘文学院中学部修业三年,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他又考入研究院学习法律。本来修业期为三年,但此时民国已经建立,他应湘督谭延闿电促于1913年归国。
  
  可是,在他的眼中,除了谭延闿能洁身自好外,政府和其他官员都腐败无能,因而赴京另谋出路。
  
  研究生出身,自然是当时司法的顶尖人才,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向他颁发《大律师证书》。柳午亭归国近两年,目睹国内纷纭的乱象,不由得感慨:“中国无法律!”,拒绝当律师。从京城一走便回到乡间“黄棠山庄”,以译书为业。
  
  后来,他做过长沙师范的校长,也做过大学日文教师,可做得时间最长的还是几所学校(包括中学)的体育教师。
  
  5、面对胁迫,宁死不当汉奸
  
  1944年6月19日,长沙沦陷。
  
  一天,一小队日军突然来到“黄棠山庄”,领队军官是柳午亭当年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那军官对柳说:“此行目的一来拜望老同学。二来请柳先生出来工作……”柳午亭回答道:“我是中国人,我宁愿你用最残酷的刑法把我处死,也绝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不当汉奸!不当亡国奴!”
  
  那军官竖起了大拇指道:“我佩服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也看不起奴颜婢膝的走狗。”此后,日军也就不再逼柳午亭“工作”。
  
  在日军以后的几次“清剿”中,“黄棠山庄”成了乡亲们的避难所。因为,柳午亭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娶了一个日本妻子。骆霞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就是日本外婆柳芳慈(中国名)生的。
  
  柳芳慈原名小野芳子,生于1890年元月17日,原籍日本秋田县柳汀十一番地,高中毕业后在东京一家纸箱厂工作,与在日留学的柳午亭为邻。两人在交往中,不由得产生了爱情,1911年结婚,并于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孩。1913年,柳午亭回国,一呆就是9个年头,直到1921年春才再次东渡,旨在接妻子、女儿回中国,因为此时柳的原配肖氏夫人患肺结核去世。
  
  夫妻俩辗转数十日,终于从繁华的东京都来到了长沙东乡方塘冲。32岁的芳子,克服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的困难,以她的温柔善良、宽厚有礼、勤劳聪慧冰释了前妻孩子们的敌意,也赢得了邻里乡亲的赞赏。她很快学会了长沙方言,学会了乡里的生活方式,做剁辣椒、腊八豆、坛子菜,熏腊鱼腊肉、酿米酒甜酒……
  
  日军横行乡里,没想到在“黄棠山庄”遇到障碍,因为柳芳慈一口纯正的日语让他们明白——这里有一个日侨,只得收敛起嚣张气焰。以后,每当日军下乡,那些来不及转移的乡亲都把“黄棠山庄”作为避难所;柳芳慈此时也会站在庄子大门外,用日语劝阻日本兵进入。骆霞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医院的同事王工程师得知她母亲是柳家女儿时,还讲起了他几岁时和奶奶一起在“黄棠山庄”躲日本兵的情形。
  
  6、毛泽东说:他“一世不做官,是个怪人”
  
  毛泽东对这位老师的评价是,“一世不做官,是个怪人。”
  
  其实,柳午亭做官的机会很多,无论在谭延闿的湖南都督府,还是民国北京政府,或者南京国民政府。
  
  解放后,他也不做官。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接他到北京,可他连参事、馆员之类的“官”也没做,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黄棠山庄”。
  
  不过,土改时柳午亭也遇到点“小波折”——划成分。按土地、房产,柳家自然归入“地主”之列,那就意味着柳家财产被分,柳午亭在政治上入“另册”;可柳家是烈属,柳本人还是毛泽东的老师。
  
  官司打到了省政府,也打到了毛泽东那里。省政府主席王首道一句话,大意是柳午亭的家庭成分由中央定。于是,柳家的成分一直未定。骆霞记得,她妈妈每次填履历表时,家庭成分一栏总是两个字——“未定”。
  
  毛泽东一直关心柳午亭。1957年5月11日,他在写给李淑一的信中,叮嘱李:“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可就在这一年的12月,柳午亭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在长沙溘然而逝,享年81岁。